美国彻底放弃碳中和，中国怎么办？

美国能源部7月底发布的“气候影响再评估报告”，不仅从科学角度对气候模型、温室气体危害、极端天气频率提出质疑，更在法律上支持EPA废除温室气体监管义务。这意味着，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年度排放国，已明确不再承诺“碳中和”路径。这一转折正重塑全球气候政治格局，也为中国的双碳战略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自主调整空间。

2025年7月29日，美国能源部（DOE）发布了一份颇具争议的气候报告，其结论直指当前全球主流气候科学的核心假设，并迅速引发巨大关注。这份题为《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评估性评论》的报告，虽然披着“科学评估”的外衣，却从头到尾在为一个政治决策铺路：美国将不再将“碳中和”作为其国家目标。

几乎在报告发布的同时，美国环境保护署（EPA）宣布，将正式废除2009年“温室气体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”（Endangerment Finding）的行政结论。这一撤销意味着，从法律层面，美国政府未来不再有义务限制碳排放，所有围绕气候变暖建立的监管体系，也将逐渐失去支撑。

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，更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信号。美国，这个曾经在《巴黎协定》内外左右腾挪、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累积国，终于选择了一个明确姿态：不减排，不碳中和，不再为全球气候负责。

而这件事，距离中国提出“双碳”目标，刚好过去五年。

图为美国发布的报告，共141页

01 一份“科学”报告，背后的政治意图

这份DOE报告从表面看是由能源部“独立专家小组”发布的技术评估，但从作者阵容和发布时点来看，其政治意图早已昭然若揭。

报告由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·赖特主导组织，他曾是特朗普团队的能源顾问，也是一位公开支持“扩大石油和天然气使用”的政策人士。核心执笔者包括John Christy、Judith Curry、Steven Koonin 等人，这几位学者尽管具备专业背景，但在过去十多年里始终是主流气候科学的“反对派”，质疑IPCC的报告可信度，反对“碳定价”和“碳中和”。

更关键的是，报告一发布，EPA紧随其后宣布废除“Endangerment Finding”，而该法律依据是奥巴马时代确立的碳排监管基础。这一联动动作背后，其实早已构建好完整的政治逻辑链条：如果温室气体本身“没有危害”，那么美国当然没有义务再为气候承担责任。

用一份“科学报告”否定主流科学共识，从而改变国家层级的法律框架，这是近年来气候政治中极为罕见的动作。这不仅是美国气候政策的180度转向，更是对IPCC、对《巴黎协定》、对碳中和全球议程的“背书式否定”。

02 报告在说什么？它挑战了哪些“常识”？

这份200多页的DOE报告，结构上基本对应IPCC的内容设置，却几乎在每一章都给出不同结论。通读全文，你会发现它不是在“否认气候变暖”，而是在重新定义变暖的原因、后果和政策代价——从而最终否定“碳中和”的必要性。

首先，它强调CO₂浓度上升虽然会造成温度上升，但这种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害远小于人们想象，甚至存在“积极效应”。例如，报告引用数据称，全球“增绿”现象加剧（植被覆盖增加），与高CO₂浓度直接相关，中国、印度、非洲部分地区农业产量因此提高。这是IPCC承认但轻描淡写的一部分，DOE却大幅突出其“益处”。

其次，报告否定极端气候事件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。它指出，美国历史上的干旱、飓风、热浪等灾害频次并未明显上升，且从数据回溯看，有些灾害在20世纪初反而更严重。就连海平面上升趋势，也被描述为“在自然波动范围之内”，并未加速。

在模型预测方面，DOE报告特别批评了IPCC过度依赖“极端情景”（如RCP8.5），指出多数模型存在系统性“偏热”，即预测的升温幅度高于实际观测。它认为，这种过度预测推动了对减排成本的错误估算，间接导致政策失衡。

最重要的部分，在于“美国减排对全球气候影响甚微”。报告测算指出，即便美国在未来十年实现零排放，其对全球CO₂浓度的影响也几乎无法检测，对全球变暖趋势的改变微不足道。这种“我们做也没用”的论调，恰恰是报告用来反对碳中和的核心理由。

03 欧洲坚持，中国观望，全球进入“气候真空期”？

一边是美国的彻底“脱轨”，另一边则是欧洲的持续坚持。

欧盟2026年正式全面落地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，对进口商品按碳含量征税，同时不断压缩内部碳配额，维持较高碳价。看似是为了“减碳”，但从财政角度看，它更像一场关税机制重构，是在用“气候”作为贸易壁垒，借此增强欧洲制造业的规则优势。

而在中国，“双碳”目标至今并未撤回，但执行路径逐渐变得审慎和灵活。从早期对煤炭的急速收缩，到如今重新强调“能源安全”“绿色煤电”，政策基调显然更加务实。相较欧美对减碳的极化立场，中国目前仍维持一个中间状态——不退出、不激进、不承诺更多。

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：如果美国彻底退出碳中和议程，欧洲坚持的动力来源于“内需”与“财政”，中国是否还需要跟随“全球共识”？

换句话说，全球气候领导力，正在从“IPCC统一共识”变成了“三权分立”：美国否定，欧洲单干，中国观望。而真正的问题是，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全球格局中，“碳中和”还能不能成为全球性议程？还是说，它正在退化为一种“外交口号”？

04 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减碳？

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。

在不少企业家与政策顾问圈中，DOE报告一出，一种新的声音正在浮现：“如果美国不减，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？是否可以缓一缓？”

确实，从表层看，这种观点不无道理。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还远低于美欧，历史累积排放也并非最多，承担太多减排责任显得不公。而且，如果美国都不减排，那我们出口的碳足迹就更不值钱，是否还需要投资碳资产、推进碳交易？

但问题远不止这些。

第一，减排本身仍具有国内环境效益。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碳排放的“伴随物”包括PM2.5、SO₂、NOx等，减碳行动对改善空气、水源、土壤等都有直接好处。这些效果，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中已经逐步体现，公众也早已形成“绿色诉求”。

第二，绿色转型已经成为新产业的“准入门槛”。无论美国是否减排，欧洲的CBAM仍会执行，日本和韩国的绿色供应链也日趋严格。如果中国企业不能率先建立起MRV体系、碳足迹认证、绿色信用机制，那未来在出口、融资、产业合作上都将面临被动。

第三，中国在新能源、储能、氢能、可再生电力等领域已经占据全球产业链高地。如果现在因政策退缩而放弃这些优势，等于自废武功。

所以，真正的问题不是“要不要减碳”，而是中国减碳目标应该如何自主设定、分阶段达成，并在国际气候博弈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缓冲空间。

05 美国退出碳中和后，中国该怎么办？

美国这一系列动作的本质，是将“气候责任”从联邦政府转移给市场和州政府，试图彻底撇清国家义务。这对全球气候议程无疑是重大打击，但中国的应对空间也因此被重新打开。

首先，中国需要更加灵活地调整气候话语策略。过去我们一直强调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，现在则应进一步提出“多路径、多目标的气候行动框架”，突出“适应”“适应+减缓”并重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权利。

其次，要逐步摆脱对IPCC单一权威的依赖，建立中国自主的气候科学评估机制。我们不需要全盘接受DOE的“否认论”，但也不能永远在IPCC的评估框架下被动应对。建立自主模型、自主监测、自主数据体系，才有底气面对未来的国际谈判。

再次，要加强国内气候行动的“战略适应性”。比如：对于碳达峰目标，是否可以在不同省区制定差异化时序？对于“双碳”考核机制，是否应引入更具弹性的指标体系？这一切都关系到中国如何在不激进、不退让的前提下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。
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中国不能再把气候行动看作是“配合国际”的技术任务，而应当从国家安全、国际战略、经济主权的高度重新审视。能源安全、产业链安全、环境承载力、国际技术话语权，这些才是真正应当构建的“四梁八柱”。

06 气候正义的世界，不再统一

美国这次不再是“悄悄退出”，而是堂堂正正地用一份官方报告，为碳中和判了“死刑”。它没有否认变暖存在，而是彻底否定了“我们要为此负责”。

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：气候共识破裂、减排责任失衡、政策路径多样。在这个新时代，中国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，全球不会再有统一的“气候正义”，而中国自己的绿色未来，也必须由我们自己设定、自己实现。

既不盲从，也不退让。

美国可以不减，中国不能不变。